自2020年開始，全世界進入一場covid-19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風暴之中，三年多的時間，隨著最後一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最後一次記者會，5月初逐步解封各項限制政策，讓生活回到原先的軌道。

新冠肺炎疫情，是場大規模的流行病，以過去的說法，等同是一場「瘟疫」，瘟疫是人類自古以來的社會生活經驗中，必然存在的一個現象。

以臺灣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見長的李豐楙教授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幾年間，研究、爬梳瘟疫在道教歷史上的各項記載，將其整理出有系統的歷史脈絡。

東西方瘟疫與流行病

歷史上提到瘟疫史、流行病史，不可能不談到西方的「黑死病」。
在曹樹基《鼠疫：戰爭與和平》一書中引用說到：「黑死病的名稱，一般都認為來自1348年。這個名稱反映了人們對於這種可怕的疾病的恐懼，在人們的想像中：一個人騎在一匹黑馬上，一個黑色的巨人伴隨著，他的頭伸到了屋頂上面。⋯它不僅是一個胡言亂語的流浪漢或盲女人，也是一個騎著一匹黑馬的男人、一個駕著一艘三桅帆船的黑人，這個邪惡的流浪者竟然來到了村庒上，它伏在人們的背上，用一把掃帚清掃著庭院，所到之處人們紛紛死亡。」
可以見得當時的西方人對於會造成大範圍傳染死亡的疾病，感到多麼害怕與恐懼。

東方歷史中，我們則能想到「鼠疫」。中醫典籍裡形容鼠疫為「天行大頭病」，有頭面腫脹、易喘、咽喉不適口乾舌燥等症狀。「天」非僅指上天、神明，同時也有自然生態的意思，而「行」字則有流行、執行之意。

對於此類長時間，大規模的流行性疾病，儒釋道醫家都各有其說法與因應，以道家的看法來思考，在面臨劫難、困厄之際，需要有集體心靈的文化療癒，而有瘟神信仰的存在，以神話來讓民眾理解其生存危機，道教透過儀式來化災解厄，撫慰不安，無論是神話或儀式，都蘊含著很豐富的民族文化經驗、智慧與人生百態。

道教思維與大歷史角度下的瘟疫

各種史書典籍記載的流行病，大多以「疫」、「大疫」來泛指，要再深入透徹研究則還需要與醫書、道教典籍來對照而觀，從醫書記載的名稱、症狀、用藥能推論出病況；道教典籍則能反映瘟疫威脅下的集體心理需要，兩者綜合比對，以理解此「疫」的整體影響。

瘟疫的流行通常與大規模的跨區域活動有關，如戰爭侵略、商貿往來、交通頻繁。

過去瘟疫死亡人數通常會比戰爭還多，平均都是以幾百萬人起跳。而在晚近瘟疫學者曹樹基、李玉尚在《鼠疫：戰爭與和平—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（1230-1960）》一書中提及，對比在戰爭與和平狀態下的瘟疫情去，若是在戰爭期間好發疫情，則死亡人數更加難以計算。

道教對瘟疫的思考是相當積極的，以鬼神論的角度來看，從疫鬼轉變為五瘟神話，於宋元時期形成了神譜中的「瘟部」，統合《洞淵神咒經》的洞淵天尊等與《女青鬼律》的五瘟主（東方行瘟張元伯使者、南方行瘟劉元達使者、西方行瘟趙公明使者、北方行瘟史文業使者、中央行瘟鍾仕季使者），前者有解瘟之責，後者則為行瘟的瘟神，因此瘟部兼具有「行瘟與解瘟」性格。透過這樣的形象建立，讓民眾在面對瘟疫能有心靈依歸的指向、解決之道的引導。

另一個思考角度為醫學，有疾病，便需要有醫治解方。氣化說解釋瘟疫肆虐主因是由透過飛沫傳染，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・序》是中醫流行病紀實很重要的典籍，詳加說明其發生地點、季節、傳染情況。

送瘟儀式的集體療癒

經由道教儀式的形成，發揮出宗教本質袪毒辟邪的專長，隨著朝代變遷、社會文化與生活狀態的演變，逐步建構新的義理，提出瘟疫歲運歲炁說、不同治斷的驅除法、發展代天佐化的行動。

有了理的依據，在時疫大流行之際，會進一步順應而生出解決方式，即祈求與送行儀式的形成，如燈儀、齋醮送瘟送船儀（今燒王船），透過儀式，建立集體療癒的情境。

現今送瘟儀式以東港東隆宮溫王信仰與平安祭典最為知名，從清領之初延續至今，每三年一次的重要祭典，保有迎王、出巡、遶境、送王等儀制程序，為定期迎送代巡王爺的歷史例證。

李豐楙教授隨時間脈絡，逐一以歷史典籍為例，重新塑造瘟疫歷史與道教之間的發展關聯，並於最後總結，在漢人社會歷史中，道教面對瘟部神既尊敬又畏懼，其天行思想一再提醒著我們，人為的戰爭、生態破壞危機都會造成病毒流竄，當人沒有抗體，必然在當代發生大流行。人類面對自然必須謙虛，尊重所有生命都，記取歷史經驗裡的教訓。

在新冠疫情逐漸趨緩的後疫情時代，各種群體活動的解禁，恢復辦理許多儀式，參與人數也比過往來得多，可以見得民眾透過參加儀式祭典，能加強集體心理療傷，並帶有自我解禁的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