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「楊双子」
「楊双子」並非單一人，而是由雙胞胎姊姊楊若慈與妹妹楊若暉共用的筆名。2015年妹妹過世，2016年起，姊姊將其視為象徵，將兩人過去三十年共同的興趣、關懷與議題融合在筆名中繼續創作。
楊双子具備小說家、百合迷、關注女性情誼與議題、熱愛歷史等特質。因研究所時期從事大眾文學研究，至今仍保有強烈的研究者色彩，作品具備高度議題性，定位自己的創作為「以娛樂的手段來處理嚴肅的命題」。
2015年妹妹過世後，楊若慈因精神不濟與傷痛四處拜拜，在學姊的引薦下接觸民間信仰，因而展開她的業餘民俗學研究，這段經歷補足了過去在人類學視角上的空白，成為歷史書寫的養分。
童年閱讀啟蒙
1984年出生的楊若慈，父母離異，姊妹倆由阿媽隔代扶養，居住於三代同堂的大家庭。由於阿媽不識字且親戚混雜，幼年的楊若慈得以大量接觸家中的非正經書籍，這些多元的閱讀取徑，讓她很早便決定走向大眾文學。
童年時期雖然臺灣解嚴，但圖書與社會管制依舊嚴格。1992年間臺灣修訂著作權法，612大限使盜版全面絕跡，本土出版商為降低授權成本，轉而大量培養本土作家與漫畫家，催生了90年代前期第一波臺灣漫畫黃金浪潮，隨後產業因強度未跟上而迅速崩塌，言情小說卻存活下來。楊若慈在國中時受同儕影響，從漫畫轉向閱讀言情小說，並受瓊瑤作品影響，大量接觸中國古典文學、歷史類大眾文學與流行文化。
拮据的求學生涯
14歲時阿媽過世，父親離家出走，家庭經濟跌入谷底，姊妹倆常面臨飢餓困境，她們靠著微薄零用錢租書。就讀高職夜校會計科的楊若慈，早上工作、下午寫作、夜間上課，為了補貼生活，姊妹倆在課後收拾夜校垃圾、擔任宿舍樓長與區長。在極度缺乏睡眠與飢餓的環境下，楊若慈利用在麵包店工作，不須思考的勞動時間，構思小說角色與情節發展。
由於志在寫作，畢業隔年，姊妹倆分別考上中興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。大學期間，她出版言情小說，後期卻因頻被退稿，轉向純文學書寫，後自覺純文學非其所愛，選擇將喜愛的娛樂元素與嚴肅命題結合，開創臺灣歷史百合小說書寫。研究所輾轉由成功大學回到中興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。在臺文所期間，她深入理解臺灣現當代文學與物質文化，學會從細微的器物演變中看見歷史需求的痕跡。
重新詮釋失敗
楊双子認為創作者們需要透過不斷對話，尋求共識。回看各時期的社會運動，無論立場為何，這些共同經歷的事件形塑了國家的凝聚力。她坦言直到30歲前，基本上都活在生存的焦慮裡，無暇理會同儕的發展，在經過十年、二十年後，重新詮釋早期的貧困與失敗，都轉化成為她日後專職寫小說的優勢，與珍貴的追求價值。
她建議每個人都該找到能重新詮釋失敗，並結合想追求價值的事物。這必須綜合三個層面：有天分、有意願，以及環境條件。當內在得到滿足，外在回饋讓人想前進時，這條路便是安全且有效率的職涯發展路線。她也在這段過程，逐漸釐清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、什麼樣的臺灣人，以及什麼樣的臺灣文學作家。
千禧世代作家的歷史作業
千禧世代作家指1980年代出生，於千禧年前後嶄露頭角，並書寫出版的寫作者，他們是有史以來平均學歷最高的寫作者世代，並享有時代紅利帶來的強烈國際連結，雖彼此成長背景各異，皆被臺灣海納百川的盜版文化，與社會轉型期所餵養，過去受國家片面灌輸、僵化且意圖使記憶扁平化的教育策略影響，至2014年太陽花學運，這群寫作者共同經歷極大的轉向，決定釐清自身的身世與土地認同：
馬翊航身為都市原住民，原本不會講卑南語，但選擇主動理解部落文化，並與漢人同性伴侶一同重拾母語。他的路徑是從都市回到部落，透過採集、重新結社或社群營造的方式，把友伴找回來並維繫傳統，也透過瞭解與書寫過去，梳理這群人要走到什麼樣的未來。
楊双子成長於成功眷村，20歲前期為止，受到大中國主義與大眾文化影響，自認為泛藍的中華民族統一派，至24歲那年的野草莓學運才打破觀念。318學運時，面對網路社群對文化認同的論戰，激發她回頭思索中國與中華民族概念。檢視家族史，她擁有本省後代與眷村子弟雙重身分，透過小說釐清認同分裂的經驗，在尋求臺灣人是什麼時，希望能關照到所有族群。
瀟湘神三代皆為外省人，在318學運時面臨家族大中國敘事與臺灣現實的巨大衝擊，被迫思考兩者關係，進而投入臺灣妖怪研究。在身分政治的脈絡下，他順性別、異性戀、三代外省人的立場，適合由外部切入，談論臺灣意識與國族認同。他由早期的直男，逐漸理順價值觀，經由文學書寫與研究，確立共同決定並承擔臺灣人未來的國族核心認知。
陳又津其父為外省人，母為印尼華裔，屬於新二代。她早期創作《準臺北人》對話白先勇時期的《臺北人》，書寫其父代表的低階外省人，與高階外省人的差異。近年沿著母親當年從印尼移居臺灣的路徑進行實地踏查，藉此鬆動大中國或中華民族敘事的框架。
李奕樵身為客家人後代，本業為工程師。他線上管理與維護「想像朋友寫作會」社群，以低成本、高效率方式經營，讓社群自我孕育許多獲獎的創作者。他秉持工程師的理智，計畫先靠本業達到財務自由，以支持未來的文學事業，也在過程中培養社群與下一代寫作者，展現該世代群體一起成長的獨特價值。
盛浩偉家族三代皆為外省人，他研究日本時代的日本漢文學作家。由於日本時代的漢文人亦使用漢字系統，且能與當時的中國人互通，藉此證明「使用漢字系統不等於就是中國人」的邏輯，從外部鬆動傳統的中華敘事。
洪愛珠雖是百年泉州人後代，書寫與口說都展露典型外省後代色彩，並承襲90年代或2000年初外省作家的飲食散文風格。過往作家談及滷肉飯、焢肉飯等臺灣飲食，總習慣上溯至蘇東坡等中國元素，洪愛珠的出現填補了新舊交替的空白，改寫在臺灣發展百年的飲食原由，拼湊出更具本土主體性的新面貌。
布農族的沙力浪，正職為高山嚮導，著有《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》。戒嚴時期，政府因防範反動分子或外國勢力封鎖山海，他補足臺灣大眾這段時期對山林海洋極度陌生的文化空白，也探討山林文化、人山關係，以及當代入山面臨的法規衝突。
謝金魚是歷史系所出身，專研唐朝等中古史。其著作《絲路新娘》透過文學，將史料中被遺忘的和親公主的內心世界與路徑細節挖掘出來，瓦解傳統宏大的漢唐盛世想像。這幾年她搬至臺南，致力實踐全臺語家庭，積極面對當代的語言傳承。
潘家欣是美術老師兼詩人。她在318學運遭受巨大挫敗，一度質疑藝術在巨大時代浪潮下的脆弱與無意義感。過後她藉由撰寫《藝術家的一日廚房》，回頭尋找臺灣日本時代的藝術家，五十年間對藝術發展的努力，卻在戰後一夕被摧毀的歷史，藉此重新詮釋自身遭遇的失敗與價值。此外，她也透過身為母親的經驗，轉化為新的內在觀照與書寫養分。
李屏瑤作品《向光植物》明確與過往陰鬱的同性戀文學史對話，轉向書寫女同性戀明亮、不自殺的一面。林佑軒現定居巴黎，他是出櫃男同志，也是一名翻譯，並多次得到翻譯獎。他試圖將翻譯法國文學的養分，轉回自身的散文與小說創作，重新回應男同志文學史。朱宥勳是極具社群經營成效與大眾知名度的作家，透過YouTube頻道成功跨出文學圈。其創作包含以近未來為背景，發展臺海戰爭的軍事小說，引導當代讀者思考臺灣需要什麼樣的未來。
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與遠景
千禧世代作家受惠於解嚴後的時代，具備更多歷史自覺。他們一方面縱向挖掘以前時代不曾覺察的文學傳承，把戰前本土作家及戒嚴時期隱沒的不同性別、領域的聲音找回來，作為寫作的資本；另一方面橫向發展，不只與文類對話，更想與世界對話。
楊双子強調，真正驅動人去做事的並非外在利益。並分享自己在國際獲獎後，曾有人出資一百萬新臺幣邀請她為某位男星打造寫劇本，她當即拒絕，因為「心有所愛」的原則，是無法用金錢與時間交換的，創作者在做的，即是提供獨特、具原創性的遠景與願景，並以此奠定歷史地位。
她認為知識份子並非僅指拿到大學學歷的人，而是領受歷史與知識的滋養，並願意承擔起相應社會責任、懷抱大願、願意帶領群眾的人。面對臺灣滋養了創作者什麼？創作者能為臺灣未來的步伐做出什麼貢獻？等提問，認為應該將目光放得更遠，去思考「臺灣可以為世界做什麼？」，並期許大眾都能找到對世界有價值的事情。